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是到了北宋才确立的。北宋的重要诗人苏轼、王安石等对杜甫予以极高的评价，江西诗派的始祖黄庭坚则大力提倡学习杜诗。黄庭坚对杜诗的思想意义十分推崇：“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他又指出杜诗的优点是“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见《潘子真诗话》“山谷论杜甫、韩偓诗”条)。然而由于黄庭坚作诗的主要心力是放在诗歌艺术的精益求精之上，所以他在创作实践中注意学习的主要是杜甫的某些艺术经验，其中较重要的有三点：一、推崇杜甫晚期诗歌“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老成艺术境界，黄庭坚晚年的诗风渐趋归真返朴的境界，即努力学杜的结果。二、推崇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即兼收并蓄地借鉴前人的语言艺术之精华，黄庭坚把这种做法归纳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法，并在创作实践中很好地运用了这种方法。三、学习杜甫在律诗(主要是七律)写作中故意打破平仄规律而写拗体的经验。黄庭坚在这些方面学杜较有成绩，这对黄诗书卷气较浓、风格生新瘦硬的特色之形成起了较大的作用。由于黄庭坚以学杜相号召，江西诗派中的其他成员也都推崇杜诗并注意在创作实践中努力学杜。例如陈师道作诗不但注意模仿杜诗句法，而且还努力仿效杜诗凝练浑成的意境以及多用俚语俗字入诗等手法，这对陈师道朴拙诗风的形成很有益处。此外如洪朋兄弟、潘大临等诗人也很注意于此。由于黄、陈等人学杜只是借鉴杜诗的某些艺术经验而不是模仿杜诗的总体风格，所以他们的诗学杜而不似杜，仍然各具面目、自成一家。陈师道曾说黄庭坚“得法于杜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也”(《答秦觏书》)，正说出了江西诗派学杜的奥秘。有些论者因此而批评黄、陈等学杜无成，其实这正是他们善于学杜的体现。如果说北宋后期的江西诗派成员学杜主要局限于艺术方面，那么宋室南渡之后，江西诗派的成员就将学杜的重点转向思想内容方面了。例如《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吕本中在靖康年间所作的诗生动地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的巨大灾难以及自己忧国忧民的沉痛心情，其代表作《兵乱后自嬉杂诗》二十九首等在思想内涵和感情色彩上都酷肖杜诗。江西诗派的后起之秀陈与义在南奔途中沉痛地自省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山河破碎的形势和颠沛流离的经历使陈与义对杜诗思想意义的认识远较黄、陈等前辈为深刻，从此以后，陈与义自觉地在诗歌创作中努力学习杜甫的精神，使爱国主义的主题在他的诗中占了主导地位。陈与义对杜诗艺术的借鉴也不再局限于拗体、俗字等具体的艺术手段，而改为从整体上学习杜诗沉郁、壮阔的风格，以及用七律、七绝等诗体来反映时事政治的重大题材之手法。陈与义的许多名篇如《伤春》、《感事》等常被后人评为“颇逼老杜”(见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三)，这说明他在学杜方面取得了超过黄、陈的成绩。由此可见，杜甫对江西诗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正是由于江西诗派在主观上大张旗鼓地以学杜相号召，在创作实践中又努力学习杜诗并取得了各方面的成效，所以宋末的方回在替江西诗派作理论总结时把杜甫与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看作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见《瀛奎律髓》卷二六)。杜甫与江西诗派的关系，正是杜诗深远影响的一种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