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卒】：712—770
【介绍】：
唐代诗人。字子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人。一生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全部生活和创作，与整个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联，大体可分六个阶段：一、读书漫游时期。杜甫三十五岁(即天宝五载)以前。时值李唐王朝鼎盛时期，青年士子对仕进前程充满信心。杜甫出于“奉儒守官”家庭，且有诗歌传统，其祖审言，即是有名诗人。幼年聪颖好学，博闻强记，具有诗人天赋，所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并非自诩。诗人自幼即刻苦攻读，广学博览，加之生活在洛阳一带，受到盛唐繁荣发达的多种艺术的熏陶，为其以后的诗歌创作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开元十九年(731)，诗人开始了漫游生活，前后历时十年，足迹远至吴越。开元二十三年(735)，返回洛阳应进士试，不料竟落第。次年又开始了齐、赵的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壮游》)生活颇为惬意。天宝三载(744)，在洛阳结识了大诗人李白，两人同游梁、宋，情同手足。时高適亦流寓梁园，三人情趣契合，一同登高怀古，赋诗论文，传为佳话。长期的南北漫游，大大开拓了诗人的视野。这一阶段，年月虽长，存诗仅三十首左右，多为五言古诗。其中《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诸作，抒怀咏志，摹景状物，皆气势恢宏，语言警拔，显示出青年诗人英姿勃发，霜刃初试的豪迈精神。二、困顿长安十年时期。杜甫三十五至四十五岁。时值唐王朝日趋衰弱，安史大乱的酝酿时期。天宝五载(746)，杜甫满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次年应试，因右相李林甫把持，竟无一人及第。天宝十载(751)，玄宗举行祭祀大典，杜甫又进献《三大礼赋》，意外得到赏识，命待制集贤院。杜甫对此踌躇满志，但并未因此获一官半职。由于仕途受挫，杜甫的生活也逐渐落拓，“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其这一时期生活的写照。长安十年，诗人得以认识上层社会之状况，视野更加开阔，同时亦得以广泛结识文化名流，接受京都长安文化艺术之熏陶，对其诗歌创作大有助益。特别是亲身经受艰难困苦，使诗人更加正视社会人生，唱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震烁千古的名句。直至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杜甫才被授为河西尉，不就，旋改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然杜甫始任官职之时，几是安禄山造反之日。这一阶段存诗百首左右，题材较前扩大，体裁仍以五、七古为主。《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可作此十年长安生活之总结。三、安史之乱前期。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至乾元二年(759)十二月杜甫入蜀之前。这是战乱最剧烈的四年，诗人自身遭际亦急遽变化。天宝十五载(756)六月，玄宗奔蜀，长安陷落，杜甫携家小由奉先县往白水，继向陕北流亡，和逃难人众在一起，尝尽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之苦。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改元至德。八月，杜甫将家小安置在鄜州之羌村，只身投奔灵武。不料中途为叛军所俘，被押至长安。诗人目睹国破家亡，贼人跋扈之惨痛情景，写下了《哀王孙》、《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月夜》、《春望》诸诗。直到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始逃至凤翔肃宗行在，被任命为左拾遗，品位虽低，却是皇帝左右之谏官近臣。然就职未久，即因上疏谏止房琯之罢相，而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得张镐、韦陟说解，得免于罪。是年闰八月，诏许鄜州探家，实则有意疏远之。仕途之坎坷，却给诗人带来创作上的丰收，著名长诗《北征》及《羌村三首》，即此时所作。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携家至长安，仍任左拾遗。乾元元年(758)六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是杜甫在仕途上的一次大的挫折。谏臣生涯使杜甫对上层政治有了深切认识，察觉到原先之理想信念过于天真，现实与理想相距甚遥，从政热情大异于昔时。杜甫由皇帝侍臣出为州县官吏，走向广阔的民间，写出了《洗兵马》、《三吏》、《三别》诸名篇，其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的心情，表达得十分真挚深切。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弃官而去，由华州往秦州，十月奔同谷，十二月又向成都进发。这一年杜甫“一岁四行役”，生活最为艰难，这一时期，时仅四年，然诗人已饱经忧患，诗作内容遂更为充实。近二百五十首诗中，深刻而全面地反映出战乱年代的整个社会面貌，称杜诗为“诗史”者，主要即根据这一阶段的作品。四、流寓两川时期。自乾元二年(759)岁暮抵达成都，到大历元年(766)春夏之交，往夔州之前。杜甫一家到达成都后的第二年春，在友人的资助下，在西郊盖了一所草堂，总算有了安身之处。因为生活相对安定，诗人得以大量写诗，这一时期的诗作，虽有如《百忧集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富有现实意义的诗章，但较之前期相对减少，诗的题材转向对自然景物的刻意描绘，如《江涨》、《春水》、《喜雨》诸作皆是。诗人亦有暇思考探索诗歌创作及继承批评诸课题，《戏为六绝句》即写于此时。其以诗论诗，实属创格。宝应元年(762)七月，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作乱，杜甫又先后流寓梓州、阆州。广德元年(763)春，诗人在梓州喜闻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不禁欣喜欲狂，唱出平生少有的欢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次年春，友人严武再度镇蜀，并来函相邀，诗人于暮春携家返归成都，再依严武，武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永泰元年(765)正月辞去幕职，五月，离开成都，沿江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到云安，因病调养半年之久。杜甫滞留两川凡六稔，诗作近五百首，其中五言律诗居多，七律亦渐增多。五、寓居夔州时期。大历元年(766)夏初到达夔州至大历三年(768)正月出峡，近两年时间。杜甫在夔州得到都督柏茂琳的照顾，在东屯租得公田一百顷，在瀼溪又买下四十亩果园，过起农家生活，生活安定，得以大量写诗。他不仅将当时当地山川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以及个人诸多感触融进诗篇，同时回忆往昔，从国家大事、个人身世、朋友交往许多方面来一番反刍，写下大量传记体长篇，如《壮游》、《昔游》、《遣怀》、《往在》、《八哀》等诗。在夔州期间，杜甫尤用力于七言律诗的创作，刻意追求艺术上的精淳完美，且突破传统，始创七言拗律、联章组诗，以扩大容量。最为人称道者，如《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在诗歌艺术上，特别在七言律诗的创作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同时，也写了一些古体诗，如《负薪行》、《最能行》、《虎牙行》，都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内容。“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沾臆”(《虎牙行》)，杜甫始终未忘情于人民。居夔时期是杜诗的丰收季节，不足两年，却写诗四百三十多首。杜甫年愈老诗愈多、愈工，这与同期其他诗人相比较，显得尤为突出。六、漂泊湖湘时期。杜甫一生的最后三年。大历三年(768)正月，自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开始了诗人垂暮之年的漂泊生涯。二月抵达江陵。是时，商州兵马使刘洽杀防御使殷仲卿而作乱，北归之路被阻，只得转公安，年底到岳州，写下《登岳阳楼》诗，被后世誉为五言律诗中千古绝调。此时杜甫一家一直在船上漂泊，过着穷困生活。四年(769)春，抵达衡州，不久折回潭州。五年(770)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据潭州作乱，杜甫又逆水而南，欲往郴州，依其舅氏录事参军崔伟，适遇江水遽涨，只得又折返潭州。是年冬，诗人病逝于潭岳之间，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哀叹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苦难现实。诗人一生始终系心于国家和人民。
杜诗现存一千四百五十余首，多是围统着诗人所处之时代环境和诗人自身遭际而创作的。其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包罗宏富，全面而深刻、形象而生动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面貌以及诗人自己一生状况，二者紧密结合，相互映衬，蔚为大观，其反映现实之深度与广度，恐怕是其他任何一位唐代诗人所难以比拟的。杜甫在诗歌艺术上，更是集前代之大成，而又有所创造发展，正如元稹所论：“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所独专矣。”(《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他一方面特别重视继承风雅比兴、汉魏乐府反映社会现实的优良传统，同时十分重视且自觉继承六朝以来注重文采讲求声律的艺术手法，继承传统而不主故常，转益多师而博观约取，艺术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务求达到“毫发无遗恨”的艺术境界。正由于杜甫诗歌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丰富多样的艺术风格，诸体皆备，无体不工，故广为后来诗人所取法借鉴，在盛唐以后诗歌发展史上，其影响之深远，诗人之中无出其右者。杜甫诗歌自晚唐以来即被称为“诗史”，并非过誉，而杜甫被后世称作“诗圣”，“诗中圣哲”，“人民诗人”，更是当之无愧。杜甫在创作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在文学史上所起的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使其诗歌成为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一颗永放异彩的明珠。杜甫诗文集以宋人王洙编《杜工部集》为最早版本。对杜诗整理编纂、系年、分类、评点、注释、研究，历代学者用力至勤。迄清以前之专门著述，今存者尚有二百种左右。版刻流传最广泛者，有钱谦益《杜诗笺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等。仅辛亥革命后近人之有关专著，亦多达一百五十余种。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年谱多家，以蔡兴宗、鲁訔、蔡梦弼、单复所编及黄鹤《年谱辨疑》影响较大。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考订颇详，亦可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