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韩愈作。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作于袁州(治今江西宜春)，时愈为袁州刺史。柳宗元(字子厚)，以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卒于柳州，愈应刘禹锡之约为此志。标题不书官位，以子厚姓字，人所共知，亦见至交情谊之厚。后欧阳修为尹师鲁、梅圣俞墓志，即仿此。志文先叙子厚先世、生平，次叙子厚道德、学问及在柳政绩，并总论子厚遭际，决其虽不能“为将相于一时”，然其文学辞章“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末叙葬后事，以铭文作结。关于子厚胁从二王事，志文并不讳，然即以“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数语开脱，其意在怜其不遇于时，不遇于人。叙子厚之义，突出其以柳易播事，连发议论，委曲切近。叙子厚治柳，特拈出“设禁教”、免归奴婢、教后学数端，而以免归奴婢事最详。至于贯穿全篇始终者，仍在其文学辞章一线。吴汝纶云：“韩柳至交，此文以全力发明子厚之文学风义，其酣恣淋漓顿挫盘郁处，乃韩公真实本领，而视所为墓铭以雕琢奇诡胜者，反为别调。盖至性至情之所发，而文字之变格也。”(引自《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