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当作于本年。

公元514年　本年
钟嵘《诗品》当作于本年。

张伯伟《钟嵘年谱简编初稿》根据《南史•钟嵘传》说：“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所以钟嵘《诗评》(《诗品》)当写作于本年。《诗品序》说：“……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创变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初，有谢灵运，才高辞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辞之命世。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烦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遣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赋，三曰比。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或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辞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裁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各为家法。至于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视终沦平钝。次有轻荡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听，无涉于文流矣。嵘观王公搢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哗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嵘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同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学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枿既掩，风靡云蒸，抱玉者连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汉、魏而弗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游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这篇序叙述了近代以来五言诗发展的概况，然后又从创作论方面，为陷于不良文风的五言诗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诗品》遂成为我国诗学理论的杰作。

王闿运入京应礼部试，途中至建昌军营访曾国藩。

顺天科场案发。

潘祖同三十岁，刊刻所撰《竹山堂诗稿》二卷，附《词稿》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