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范文正共祠堂记》

沈德潜
原文：
    人当穷时，必有固穷之节与兼善者天下之志，而不以富贵贫贱、荣辱得丧一毫蒂芥于心。夫然后可以处，可以出，可以历颠跌顿踣之境，而建不世之大功。即至没世以后，俎豆尸祝于名山，而其名不敝于天壤。无他，所守者坚，所操者有本也。
    范文正公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观其之南都，入学舍，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扫室诵读，隐然抱“一夫不获时予之辜”之志。故其出也，自秘阁校理以迄参知政事，总离不于先忧后乐，尧舜君民之素心，凡他人之所重，远莫胜者，皆公所取诸其怀者也。窃尝综其生平之遭际计之，无往而非足以催挫其志，而挠败其功者。伏阁争郭后之废，坐贬斥；触吕夷简怒，高若讷辈僭毁之，再贬斥；以祸福顺逆之故擅复元昊书，辄贬斥。即至罢政府，为陕西四路安抚时，言者以危言中公，而有司奏罢公前所施行之事。究其设施，未尽公之大用矣。然历台谏，则功在极言；任州郡，则功在抚辑；镇边境，则能寒西人之胆；官枢密，参大政，则能课实效，减任子，兴学校，以革弊于久安，而兴起德行之士。迄今奏议勋业，彪炳史书，虽山林妇竖，无不知文正公之忠义者。惟其立志于困厄之时，经百变而未尝少为屈抑也。
    昔诸葛忠武淡泊宁静，自定其志于畎亩之中，卒能跨有荆、益，业分鼎足，危难受托，不惧不疑，为三代以后之王佐。若文正公者，其忠武之流亚与?且讲明正学，延安定胡先生为教授，而以《中庸》授横梁张子。其于理学，能开先矣。宜百世以下，奉祀日隆。而圣祖仁皇帝命从祀庙廷，位列欧阳子之右，凡以见功业之所从出也。呜呼!隐居求志，斯能行义达道；士之身处草茅而以天下国家为量者，尚以文正公为师法哉。
   公本吴人，又尝出典乡郡，有功于吴。故祠堂在吴县天平山之阳，依公祖墓也。壬子夏五，议修故祠，桐城张公命作文正公祠堂碑记，因特揭其大节之不朽者著于石。
(选自《归愚文钞》卷八)

译文：
    人在困窘时，一定要有安于困窘的气节和兼善天下的志向，不能因为一丝一毫的富贵贫贱、荣辱得失而内心郁结。这样以后，可以凭此退隐、出仕，经历困顿坎坷的处境后，建立非凡的功业。即使到了他去世以后，(后人)在名山之中祭祀他，他的名声在天地之间也不会凋敞。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他奉行的原则坚定，操持的品行有根本罢了。
    范文正公还是一介书生的时候，就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看他到南都(商丘)，进入学校，生活起居和饮食的条件，别人不能忍受，但他打扫房间读书，秉持着“一个人处境不利就是我的罪过”的志向。所以当他出仕后，从秘阁校理一直做到参知政事，没有违背“先忧后乐”的原则。致君尧舜、治理百姓的初心，只要是别人所推崇的，远远比不上的，都是他的胸怀抱负。我曾经私下里梳理他一生经历加以考量，发现处处节节都是足以摧折他的志向挫败他的事业的遭遇。趴伏在殿阁下，为郭后的废黜而争辩，获罪被贬谪；触犯吕夷简的怒火，高若讷之类的人诽谤他，又一次被贬谪；因为祸福顺逆的缘故擅自回复李元昊的书信，就又被贬斥。等到从中央政府中罢免(指庆历新政失败)，任职陕西四路安抚时，言官因为他正直的言行而诋毁他，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也上奏停止施行他之前所实施的政策(指庆历新政)，考察朝廷的设置安排，并没有充分发挥范文正公的大用啊。但是，担任台谏之官，他就充分表达自己的政见: 担任州郡之官，他就安抚和睦百姓；镇守边境，就能使西方之人(指西夏)胆寒；在枢密院任职，参与国家大政，就能督促政治的实效，裁减官员的子弟，兴办学校，来革除在长久安定之中积聚的弊病，重用有德行的士人。到现在，他的奏议和功业，辉耀史书，即使是山林之人、妇人小孩，没有不知道范文正公忠义的。这都是因为他在困顿之时树立志向，经历众多变故却不曾稍徼因此而屈服的缘故啊。
   从前诸葛亮淡泊宁静，在田地间定立了自己的志向，最终能够拥有荆州和益州，建立鼎足三分后的功业，在危难之中受刘备的托付，不惶恐不疑虑，成为夏商周三代之后的王佐之才，像文正公这样的，大概也是诸葛亮这类的人吧。并且，（他）讲述辨明正统的学问，邀请胡安定先生（胡瑗）做教授，把《中庸》讲授给张横渠（张载），他对于理学，能开风气之先啊。难怪在百代以后，祭祀一天天隆重起来。圣祖仁皇帝下命让他陪祀在宗庙之中，位置在欧阳修之上，大概能从此看出功业的传承。哎呀，在隐居中追求远大的志向，这样（为官时）就能够依照大义贯彻自己的主张；处身民间（草野）胸怀天下（把天下国家放在心上）的读书人，希望（他们）能把范文正公作为学习榜样（老师和法则）。
   范文正公本来就是吴人，又曾经外任掌管吴地，对吴地有功，所以祠堂在吴县天平山的南边，依靠着他的祖墓。壬子夏五月，乡人商议修葺旧祠堂，桐城张公命我写文正公祠堂碑记，于是特地揭示他不朽的节操彰显于石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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