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范景仁墓志铭》

苏轼
原文：
    公姓范氏，讳镇，字景仁。四岁而孤，从二兄为学。薛奎守蜀，公时年十八，奎与语奇之，还朝与公俱。举进士，为礼部第一，释褐为新安主簿。宰相庞籍言公有异材，恬于进取，特除直秘阁，擢起居舍人。
仁宗性宽容，言事者务讦以为名，或诬人阴私。公独引大体，略细故。时陈执中为相，公尝论其无学术，非宰相器。及执中嬖妾笞杀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阴阳不和，财匮民困，盗贼滋炽，执中当任其咎。闺门之私，非所以责宰相。”识者韪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为。公独奋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愿陛下择宗室贤者，异其礼物，而试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报，因阖门请罪。执政谓公：“上之不豫，大臣尝建此策矣，今间言已入，为之甚难。”公复移书执政曰：“事当论其是非，不当问其难易。速则济，缓则不及，此圣贤所以贵机会也。诸公言今日难于前日，安知他日不难于今日乎？”凡章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为白。
   王安石为政，改常平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汉之盛时，视谷贵贱发敛，以便农末，不可改。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乱，不足法。”疏三上，不报。即上言：“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致仕。”疏五上，最后指言安石以喜怒赏罚事，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安石大怒，自草制，极口诋公。落翰林学士，以本官致仕。公上表谢，其略曰：“虽曰乞身而去，敢忘忧国之心？”
公既退居，专以读书赋诗自娱。客至，辄置酒尽欢。或劝公称疾杜门，公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轼得罪，下御史台狱，索公与轼往来书疏文字甚急。公犹上书救轼不已。
    元祐三年十二月薨，享年八十一。
（选自《苏东坡全集》卷六十一，有删节）

译文：

    公姓范氏，名叫镇，字景仁。他四岁失去父亲，跟随两个哥哥学习。薛奎做益州知州，范公那时只有十八岁，薛奎和他交谈，感到很惊奇。薛奎任满还朝时，就带着范公一起回到京城。范公参加进士考试，考中礼部试的第一名，初为官担任新安县的主簿。宰相庞籍说他有特殊才能，生性恬淡不急于进取，破格给他加官为直秘阁，又提拔为起居舍人。

    仁宗性情宽容，奏事的官员专靠揭发别人来使自己扬名，有的甚至以暴露别人的隐私来抬高自己。唯独范公只看人的大节，从不计较行为琐事。当时陈执中担任宰相，范公曾经批评他学问不高，不具备做宰相的才能。后来陈执中的宠妾打死了一个婢女，御史弹劾他，想要把他赶下台。范公说：“如今天地阴阳不和，国家财政匮乏，人民贫困，盗贼嚣张，陈执中应当承担这些责任。但是家庭内部的私事，不是用来责备宰相的理由。”有见识的人都赞同他的说法。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没有继承人。嘉祐初年，仁宗得了病。朝廷内外都为继承人的事感到危急和恐惧，不知怎么办才好。唯独范公激昂地说：“天下还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吗？”立即上书说：“太祖舍弃自己儿子而立太宗为皇帝，这是天下最大的公心。希望陛下选择宗族中贤德的人，给他们异于常人的礼仪待遇，让他们学习政事，以此来稳定人心。”奏章多次呈上，没有回音。于是范公就闭门请罪。执政大臣对范公说：“自从皇上身体不好，大臣们曾经提出过这个建议，如今有人先进行挑拨，再做这件事就很难了。”范公又写信给执政大臣说：“做事应当看它对与不对，不应当看它好做还是难做。赶紧办就能成事，再晚就来不及了，这就是圣贤把机会看得很宝贵的缘故啊。你们说今天此事难于以前，怎么知道以后再做不比今天更难呢？”范公前后上了十九次奏章，在家等待获罪一百多天，胡须头发都因此变白了。

苏轼《范景仁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