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裴政传》

隋书
原文：

   裴政字德表，河东闻喜人也。政博闻强记，达于时政，为当时所称。政明习故事，簿案盈几，剖决如流，用法宽平，无有冤滥。囚徒犯极刑者，乃许其妻子入狱就之，至冬，将行决，皆曰：“裴大夫致我于死，死无所恨。”其处法详平如此。转左庶子，多所匡正，见称纯悫。东宫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刘荣，性甚专固。时武职交番，通事舍人赵元恺作辞见帐，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荣语元恺云：“但尔口奏，不须造帐。”及奏，太子问曰：“名帐安在?”元恺曰：“禀承刘荣，不听造帐。”太子即以诘荣，荣便拒讳，云“无此语”。太子付政推问，未及奏状。有附荣者先言于太子曰：“政欲陷荣，推事不实。”太子召责之，政奏曰：“凡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审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刘荣，位高任重，纵令实语元恺，盖是纤介之愆。计理而论，不须隐讳。又察元恺受制于荣，岂敢以无端之言妄相点累。元恺引左卫率、崔茜等为证，茜等款状悉与元恺符同。察情既敌，须以证定。臣谓荣语元恺，事必非虚。”太子亦不罪荣，而称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无后言。时云定兴数入侍太子，为奇服异器，进奉后宫。政数切谏，太子不纳。政因谓定兴曰：“公所为者，不合礼度，此于太子非令名也。愿公自引退，不然将及祸。”定兴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疏政，由是出为襄州总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给僚吏。民有犯罪者，阴悉知之，或竞岁不发，至再三犯，乃因都会时，于众中召出，亲案其罪，五人处死，流徙者甚众。合境惶慑，令行禁止，小民称为神明，尔后不修图圄，殆无争讼。卒官，年八十九。
    (节选自《隋书·列传第六十六》)

译文：

   裴政字德表，河东闻喜县人。裴政见闻广博，记忆力强，通晓当时的治理情况，被人们称赞。裴政熟悉典章制度，文书案卷堆满桌子，也能迅速作出分析判断，执法宽仁公正，没有量刑过度的情况。有判死刑的囚犯，裴政就准许他的妻子儿女到狱中看望。到冬天将要处决时，犯人们都说：“裴大夫判处我们死刑，我们没有什么遗憾。”他执法公正都像这件事一样。转任左庶子，纠正了许多不合理的事，被人们称赞诚实谨慎。东宫凡有大事，都交给他处理。右庶子刘荣生性非常专横固执。当时武职人员该轮番休息，通事舍人赵元恺奉命写文书，没来得及写成，太子有旨意，再三催促，刘荣告诉元恺说：“你只管口头陈奏，不必写出文书。”等到上奏时，太子问道：“文书在哪里?”元恺说：“秉承刘荣的意思，没有写出文书。”太子就拿这件事责问刘荣，刘荣便否认，说“没说过这话”。太子把这件事交给裴政推究审问，还没来得及陈奏，有依附刘荣的人先对太子说：“裴政想陷害刘荣，推究案情不合实情。”太子召裴政责问，裴政上奏说：“凡推究事理有两个要点，一是明察实情，二是依据证人证词，辨明事情的实际情况，来判定是非。我推断刘荣地位高权势重，即使刘荣确实告诉过元恺，也不过是很小的过错，按道理说，不必隐瞒。另外元恺受刘荣节制，怎敢拿毫无根据的话胡乱诬陷牵累别人。赵元恺找出左卫率、崔茜等人作证，崔茜等人交代的情况和赵元恺所说完全相符。从情理上既然难分是非，就应当根据证人判定。我认为刘荣告诉过元恺，这一情况一定属实。”太子没有治刘荣的罪，却称赞裴政公平正直。裴政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但回去背后不再说什么了。当时云定兴屡次进宫侍奉太子，准备些奇异的服饰器物，进献给后宫。裴政多次恳切劝谏，太子不采纳。裴政趁机对云定兴说：“您的所作所为，不合礼仪制度，这对太子来说不是好名声。希望您主动回避，否则将惹祸上身。”云定兴大怒，把这话告诉了太子，太子更加疏远裴政，并因此将他调出京城做了襄州总管。妻子儿女没有跟随上任，所得俸禄分给下属官吏。百姓有犯罪的，都暗中掌握实情，有的一整年也不揭发他们，至于屡次犯罪的，就趁大规模的集会时，将他们从众人中召出来，亲自审查核实他们的罪行，有五人被处死，流放的人很多。全境的人惶恐不安，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百姓将他奉为神明，此后境内不设监狱，几乎没有多少人打官司。裴政死于襄州总管任上，终年八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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